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存在一些以养老换财产的简易协议，由于年代久远且形式不规范，这类协议的效力认定常常引发争议。今天，本文将通过北京中院的一个判决，深入剖析历史背景下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规则，展现司法在尊重习俗与实际履行方面的考量。（本文涉及的人物均为化名）

案件基本情况

在1976年，农村的杨某夫妇面临着无子女照料的困境。在当时生产队的主持下，他们订立了一份《年老扶养书》。这份协议约定由侄孙杨某明负责杨某夫妇的养老送终事宜，作为回报，后院的房屋归杨某明继承。协议有执笔人、中证人签字，不过由于当时的农村习俗，并未要求当事人签字。后来房屋进行了翻建，到了1993年，宅基地使用权却误登记在了杨某明母亲的名下。杨某夫妇去世后，杨某军、杨某强主张房屋归他们的父母所有，要求对房屋进行分割，并且拒绝承认《年老扶养书》的效力。于是，杨某明将此事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房屋归其所有。

这起案件的背后，反映出上世纪农村在财产传承和养老保障方面的一些特殊情况。当时农村缺乏完善的法律规范和登记制度，很多协议都是基于传统习俗和邻里见证来订立的。《年老扶养书》的出现，是杨某夫妇为了保障自己晚年生活而做出的选择，也是侄孙杨某明履行家族责任的一种体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房屋的宅基地登记错误以及继承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这份原本简单的协议变得复杂起来。杨某军、杨某强对协议效力的否认，不仅仅是对财产的争夺，也反映出在法律意识逐渐增强的背景下，对历史遗留协议的不同认知。

原告主张与依据

原告杨某明在法庭上主张，自己已经按照《年老扶养书》的约定履行了对杨某夫妇的养老送终义务。在杨某夫妇的晚年生活中，他悉心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在他们生病时也不离不弃地陪伴和照顾。在杨某夫妇去世后，他又按照习俗为他们办理了后事。因此，根据协议，房屋应该归他所有。杨某明认为，虽然协议在形式上可能存在一些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地方，但这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农村习俗所决定的。他强调自己是真心实意地履行了协议中的义务，不应该因为形式上的瑕疵而否定他的权益。

杨某明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多方面的证据。他找到了村委会的证明，证明他多年来对杨某夫妇的赡养情况。同时，他还提供了历史档案和证人证言，这些都能够证实他确实按照协议对杨某夫妇进行了养老送终。此外，房屋的翻建事实也成为他的有力证据之一。因为在翻建房屋的过程中，他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他对这份协议的重视和履行。杨某明的主张和证据，是基于他多年来的实际行动和对传统协议的尊重，他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被告抗辩理由

被告杨某军、杨某强在法庭上提出了自己的抗辩理由。他们认为，《年老扶养书》没有当事人的签字，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在他们看来，一份有效的协议应该有当事人的明确签字确认，而这份协议缺乏这一关键要素，因此不应该具有法律效力。此外，他们还强调宅基地登记在他人名下这一事实，认为根据物权登记的效力，应该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对房屋进行分割。他们觉得，虽然杨某明可能对杨某夫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照顾，但这并不能改变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他们主张自己作为杨某夫妇的法定继承人之一，有权对房屋进行分割。

被告的抗辩理由反映出他们对法律规定的理解和对自身权益的维护。他们依据现行的法律条文和物权登记制度，试图否定《年老扶养书》的效力。然而，他们忽略了这份协议签订的历史背景和农村习俗。在当时的农村，很多协议都是通过口头约定或者有中证人、执笔人签字来达成的，当事人签字并不是普遍的要求。而且，宅基地登记错误是由于当时的登记制度不完善所导致的，并不能真实反映房屋的实际归属情况。被告的抗辩理由虽然有一定的法律依据，但在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下，显得有些片面。

一审法院认定

一审法院在审理这起案件时，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调查。法院结合了村委会证明、历史档案、证人证言、房屋翻建事实以及赡养事实等多方面的证据，综合认定《年老扶养书》的性质为遗赠扶养协议。法院认为，这份协议虽然在形式上可能不符合现行法律的严格要求，但它符合当时的农村习俗。在当时的农村社会，人们更注重协议的实际履行和传统的道德观念。杨某明已经按照协议实际履行了对杨某夫妇的养老送终义务，这充分体现了协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法院还指出，宅基地登记错误并不影响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因为房屋的所有权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和协议的约定来确定。

一审法院的认定体现了对历史背景和农村习俗的尊重。法院没有仅仅依据现行的法律形式要件来判断协议的效力，而是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和分析，法院还原了当时的真实情况，确认了杨某明的合法权益。这种认定方式不仅维护了当事人之间的公平正义，也体现了司法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的灵活性和务实性。一审法院的判决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即对于历史形成的农村扶养协议，应该以实际履行和真实意思为主要判断依据。

二审法院审理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在上诉中，他们主张协议存在形式上的瑕疵，认为没有当事人签字的协议不能被认定为有效。同时，他们强调物权登记的效力优先，认为宅基地登记在他人名下就应该按照登记情况来确定房屋的归属。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案件的特殊性。法院认为，协议签订于1976年的农村背景下，当时有中证人、执笔人签字，并且杨某明已经实际履行了赡养及养老送终义务，这些都符合遗赠扶养协议的要件。法院指出，不能用现在严格的法律形式要求去衡量当时的协议，而应该尊重历史和实际情况。

二审法院还对宅基地使用权登记与房屋所有权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法院认为，宅基地使用权登记与房屋所有权是可以分离的，房屋的归属应该依据协议的约定以及实际的出资建造情况来认定。在本案中，虽然宅基地登记存在错误，但这并不能改变房屋的实际所有权归属。二审法院经过审理，最终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是合法有效的，维持了一审判决。二审法院的判决进一步强调了在处理历史遗留的继承纠纷时，要注重实质内容，而不是仅仅拘泥于形式。

判决结果与律所点评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终审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意味着杨某明的诉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他将合法拥有后院房屋的所有权。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杨某军、杨某强负担。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不仅解决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也为类似的历史遗留继承纠纷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司法导向。它告诉我们，在处理这类纠纷时，要充分考虑历史背景、农村习俗和实际履行情况，不能仅仅以现行的法律形式来否定过去的协议效力。

北京解民忧律所对这起案件进行了点评。律所指出，本案彰显了尊重历史、尊重习俗、尊重履行的司法理念。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规定，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优先于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这为本案的判决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其次，对于历史形成的农村扶养协议，不宜以现行严格的形式要件来否定其效力，只要协议体现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且已经实际履行，同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就应该认定为有效。最后，律所提示，在处理历史遗留继承纠纷时要重实质轻形式；履行赡养义务时务必留存证据，以便在发生纠纷时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涉及宅基地房屋时，要及时更正错误登记，防范后续纠纷的发生。